一群80后、90后,將奮斗的青春鐫刻在敦煌文物保護事業上——在莫高窟雕刻時光的年輕人
發表時間:2020-12-13來源:人民日報

圖①:李曉洋在修復雕像。資料圖片

圖②:樊雪崧在查閱資料。魏力攝

圖③:薄龍偉在做數據采集。孫德強攝

圖④:俗稱“九層樓”的莫高窟第96窟窟外木構建筑。資料圖片

  在敦煌,時間是一種特別的存在。

  時間是靜止的,上千年的文明仿佛凝固在一尊尊雕像、一幅幅壁畫上;時間又是流動的,一代代莫高窟人在這里孜孜以求,奉獻青春。

  據敦煌文獻《莫高窟記》所載,十六國前秦建元年間,禪師樂僔途經敦煌三危山,在此地開窟修行。此后漸漸有僧人、民眾來此開窟造像。有人認為,“莫”原指“漠”,意為“沙漠的高處”。后因“漠”與“莫”通用,故改稱為莫高窟。

  莫高窟,對游客來說,是新鮮的奇觀;對堅守在這里的文物保護利用群體而言,卻是真實的生活。

  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,一批批年輕人來到莫高窟,被敦煌藝術所吸引,選擇扎根大漠。常書鴻、段文杰、樊錦詩……莫高窟人將青春留在敦煌,讓風沙染白兩鬢,以實際行動詮釋著“堅守大漠、甘于奉獻、勇于擔當、開拓進取”的“莫高精神”。

  如今,新一代的莫高窟人正接過老一輩的接力棒,在這里揮灑青春,書寫嶄新的篇章。

  敦煌美術研究者樊雪崧:

  “希望為敦煌藝術研究出一份微薄之力,以回報歷代無名工匠”

  從敦煌城往東南25公里,經過一片茫茫的沙漠,就到了鳴沙山東麓,那座標志性的“九層樓”映入眼簾。崖壁上700多個石窟靜立,散發著神秘的光芒。8年前,碩士畢業的樊雪崧第一次來到敦煌研究院面試,就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。

  20世紀五六十年代,一批年輕的大學畢業生來到莫高窟敦煌文物研究所,扎根大漠。最困難的時候,他們在戈壁沙漠中種糧,尋找鎖陽、草籽等植物充饑。如今的莫高窟,生活條件有了很大改善。參加工作后,樊雪崧住進了一室一廳的單身宿舍,浴室、廚房一應俱全。

  硬件設施雖有了很大的提升,但生活還遠遠算不上豐富。每天宿舍、單位、食堂“三點一線”,下班后,除了宅在宿舍看書、上網,就是在“九層樓”前散步。周六周日是采購日,他們結伴坐班車下山,買零食、飲料、小家電……跟搬家一樣往宿舍搬東西。

  孤獨,是莫高窟年輕人的日常。冬天,莫高窟的游客少了,天一暗,萬籟俱寂。“遇到沙塵暴天氣,沙子從關著的窗戶鉆進來,人一連好幾天都出不了門。”樊雪崧說,“這樣的日子久了,很多人見了人也不愛多說話了。”

  莫高窟的年輕人有自己的消遣方式。“大漠孤煙直,長河落日圓”。這里的年輕人多少帶點浪漫情結。爬沙山、走孤道,從研究院到敦煌市區,他們可以徒步穿越沙漠,從早上6點走到下午1點。

  也不是沒有動搖,畢竟遠離城市,家人要多陪伴,孩子面臨上學,這些現實的問題,年輕人也會考慮。“但莫高窟有很好的學術平臺和豐富的學術研究資源,這是讓我留下的重要原因。”樊雪崧說。

  在莫高窟第254窟的南壁上,樊雪崧一次次觀看舍身飼虎的故事。壁畫采用“異時同圖”的形式,將所有情節都置于一幅畫面中。光從石窟外照進來,絢爛的顏色、嚴謹的構圖、強烈的共情,都給樊雪崧無比的震撼。他一次次地觀摩壁畫,每一次都有新感受。

  壁畫的精妙,在樊雪崧看來,是一種精神。

  在敦煌的歲月,樊雪崧找到了自己的方向——研究美術。在歲月的變遷中,是什么力量讓敦煌藝術誕生于戈壁荒漠的深處?在文明交流互鑒中,敦煌美術又記錄下哪些珍貴史料?帶著這些疑問,他考入南京藝術學院攻讀博士,師從費泳教授。“希望為敦煌藝術研究出一份微薄之力,以回報歷代無名工匠。”樊雪崧說。

  VR制作師薄龍偉:

  “用數字化手段,讓敦煌藝術煥發新的活力”

  “是什么讓你留在敦煌?”

  這個問題,薄龍偉也問了自己好多遍。2012年,從南昌大學影視動畫系畢業后,薄龍偉沖著敦煌離家近,來到研究院工作。那一年,敦煌研究院招收了16個人,薄龍偉是其中的3個女生之一。她記得,班車接著新人們來到研究院,“路上一片荒涼,車開了好久都沒到,我都快絕望了。”在參加新人培訓時,面對密集的石窟知識、浩大的藝術寶庫,薄龍偉有些發蒙:“我對莫高窟知之甚少,感覺很惶恐。”

  改變發生在2014年。當時,敦煌研究院數字中心改名文物數字化研究所,薄龍偉負責石窟的VR全景制作。數據采集、后期制作、相關研究性課題……都由他們幾個人組成的團隊承擔。

  她就這樣一頭扎進了洞窟,做起敦煌石窟的數字化。“小洞窟數據采集需要一到兩天拍攝,大洞窟需要兩三天,后期制作還需要兩三天。VR還需要加入語音講解、圖片展示、小視頻等,一個就得花上一兩個月的時間。”薄龍偉說。就這樣,一點點、一個個,她所在的小團隊完成了200多個石窟的VR制作。

  改變就這樣悄然發生了,以前進入石窟,她轉一圈就走了,現在她一進洞窟就半天出不來。看繪畫方式,研究構圖方法,對比不同朝代的用色、下筆……不知不覺,她就可以看上好幾個小時。之前進石窟看不出門道,現在只要一進洞窟,她就能大概判斷是什么朝代的石窟。薄龍偉形容這是“內心的改變”:“進洞窟狀態不一樣了,我變得愛看壁畫了,進了洞窟就覺得清凈。”

  她喜歡壁畫上的小動物。294窟壁畫上有一只朱雀,因為年代久遠,顏色褪去,沒了光彩。在對洞窟進行數字化過程中,她將朱雀的線稿調出來,根據之前的研究成果給朱雀填色復原。看到小小的朱雀在屏幕里活起來、動起來,她的喜悅無以言表。隨著時間的流逝、環境的變化,石窟不可避免地受到損害,壁畫也在慢慢消失。“用數字化手段,可以實現敦煌石窟文物的永久保存、永續利用,讓敦煌藝術煥發新的活力。”薄龍偉說。

  在研究院,她收獲了友情,年輕人湊在一起聊天、喝茶、做飯,其樂融融。讓她高興的是,當年和她一起進入研究院的16個同事,一個也沒有離開。她也在這里遇到了愛情:她在61窟拍攝,他在66窟修壁畫,他一下子看見了她。如今,他成為她的丈夫,他們的孩子3歲多了。

  薄龍偉計劃就196窟的本生故事做一個敦煌壁畫故事繪本,那是一個褒善貶惡的故事。她想將壁畫故事做成兒童繪本,講給孩子聽。

  敦煌的氣候并不舒適宜人,尤其是對于愛美的女生。夏天光線格外刺眼,需要戴墨鏡、口罩,冬天天寒地凍,需要裹長羽絨衣。但這里,有薄龍偉最愛的雪天。下雪天,她會爬到三危山上,雪飄落在遠處的沙漠、飄落在近處的石窟。天地間空無一人,眼前一片純凈、雪白,一切都好靜、好美。

  壁畫修復師李曉洋:

  “壁畫也是有生命的,我們要善待它們”

  一邊是綿延的石窟、一邊是浩瀚的星空,敦煌的夜晚是如此璀璨、如此奇幻——這是李曉洋從小就熟悉的星空。1989年出生的李曉洋是在敦煌長大的孩子。他的爺爺李云鶴,是敦煌研究院壁畫修復大師,參與修復壁畫近4000平方米,修復彩塑500余身,當選“大國工匠年度人物”。

  盡管是個名副其實的“敦煌三代”,但成為一名壁畫修復師,并非李曉洋最初的人生設計。高中出國,室內設計專業畢業,他本想著在外闖闖。作為家中獨子,他是被父母勸回敦煌的。

  來到敦煌研究院上班,李曉洋的第一課是和泥巴。因為做石膏沒有達到要求,一向和善的爺爺發了脾氣。在李曉洋的印象中,“這是爺爺第一次對我發脾氣”。

  對修復壁畫的興趣,發生在真正接觸這門手藝后。

  2015年冬天,李曉洋參與了莫高窟360窟的壁畫搶修。360窟在莫高窟不算一個大窟,大概有40多平方米。李曉洋剛進入360窟的時候,壁畫起甲(指壁畫顏料層與繪制顏料層的泥層脫離并卷起的一種病害狀態)非常嚴重。經過他們團隊持續一年多的工作,第二年5月工作組照例拍攝了修復后的照片。回到辦公室,看到壁畫修復前后對比圖,李曉洋驚呆了。這是主室北壁西側的壁畫,色澤鮮艷、構圖精巧,畫中人物的鼻子、眼睛栩栩如生。雖然有些顏料層脫落了,但整體畫面妙不可言。“那一瞬間,忽然覺得很震撼。”李曉洋說,“這件事情后,我忽然覺得這份工作有意義了。修復能把壁畫原來的樣子展現給大家,很有成就感。”

  壁畫修復是一件非常耗時的工作,“一個工程耗時幾年,是很平常的事。”李曉洋說。在外人看來,他們面對墻壁,波瀾不驚。只有他們自己知道,指尖涌動著波濤洶涌,稍有不慎,就可能對壁畫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害。“爺爺常跟我說,壁畫、塑像就像病人,我們就像是醫生,它們生病了,才需要我們去修復。”李曉洋說,“別看它們不會說話,壁畫也是有生命的,我們要善待它們。”

  頸椎不好,是久坐落下的職業病;與家人聚少離多,是修復工作的常態。但年輕的李曉洋已經找到了自己的工作生活節奏:除了在莫高窟修壁畫,甘肅天水、河北曲陽、山東泰安、四川成都……都留下了他的足跡,他還參與了援外項目。

  2017年,李曉洋離開敦煌研究院,組建了自己的修復團隊。

  盡管離開了敦煌研究院,但李曉洋的心還在莫高窟,覺得自己離莫高窟的星空仍然那么近。“今年是修復壁畫的第九年,我感覺每一個新項目都是新的起點、新的嘗試。”李曉洋說,“修復壁畫已經變成我生命中的一部分,接觸越多越熱愛。”

  “堅守大漠、甘于奉獻、勇于擔當、開拓進取”的“莫高精神”,也是李曉洋的座右銘。帶著這些“財富”,他選擇繼續面壁而“修”。

責任編輯:郭 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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